【宋彦博士个人简介】2016年1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宋彦博士正式受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宋彦将于2016年5月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他于2010年获得中国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11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为卫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如果说治学若烹小鲜，研究内容就是食材，那么宋彦定是个深谙食材挑选之道的好厨师。他的课题灵感总是源于生活——昨天晚上的新闻、最近看过的一本书、某个医生的博客推文。这些会被不经意忽略的信息总由他灵敏地捕捉到，或成为下一个选题素材，或为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在他看来，能够思考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另一个视角的启发
“一个医生看自己的行业，和一个健康经济学家去看这个行业，视角会很不一样，也会带来启发。”
宋彦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一一》，影片中那个喜欢那个给别人背影拍照片的小男孩让他印象深刻——“因为你看不到，所以我拍给你看。”
生活中有很多面，我们看不到，往往需要借助别人的视角去发现。在科研工作中也是一样，围困在个体的视域里，就无法看到自己研究的局限性，有时候需要换个视角，重新审视。
宋彦目前的主攻方向是健康和卫生经济学。金融学出身的他在博士一年级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医疗行业，为了更好地研究，他开始透过医生作品来重新认识这个职业背后的世界。 “一个医生看自己的行业，和一个健康经济学家去看这个行业，视角会很不一样，也会带来启发。”
在宋彦最近阅读的Complications: A Surgeon’s Notes on Performance一书中，著作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医疗行业进行了反思：在接触病患后立即洗手就能够有效降低手术中传染并发率，现实中医生和护士们却很难真正做到；即使是一场失败的手术也不会让医生受到多少实质性的惩罚，而同行内部会互相保护。
这些情况都是宋彦此前没有想到过的。即使被赞为“白衣天使”的医生也是人，会有情感和一己私欲，他们无法把病人的一切都放在第一位考虑，而一场手术最终的成败与医生经过考虑后选择投入多少心血有关。这种对医生个人动机的忽略使得很多医疗制度设计会产生适得其反的负面效应。
去年7月份，宋彦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美国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ProPublica公布了17000名外科医生的部分手术并发症发病率。一直以来，医生与病患之间的信息公开并不对等——通常医生对所负责病人的状况很了解，但病人却不知道医生的手术表现。公开这部分信息是为了让病人对医生能够有所选择，同时也会增加大众对医生手术的监督。
看到新闻后他不禁思考：虽然病人能够通过公开信息选择更优秀的医生，从而促进对医生的监管和淘汰，但是从医生一方来看，他们并非道德圣人，也有个人利益诉求，可能会为了更高的手术成功率而选择相对健康的病人，尽量避免一些可能失败的手术。这些思考促成了宋彦最新开始的一个课题：公开医生手术信息对医生和病人选择的影响。
宋彦指出，“每个政策都会有unintended consequence，这就需要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被管理方的动机，设想他会如何应对体制。”比如医生在工作中也会为了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与制度进行博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充分考虑个人动机的制度来平衡、抵消掉这些负面影响。
从“嫌麻烦”到不厌其烦
“我当时心想，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太麻烦了，微观数据太不完整，搜集起来又耽误时间。”
宋彦的第一个中国研究是关于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不同地区和时间跨度对农民健康的影响。当时在麦吉尔大学攻读博士第三年的他已经熟稔西方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一套方法流程，但没想到着手中国研究时却在最基础的数据收集阶段就遇到了麻烦。
研究需要搜集从2003年到2014年十年间中国新农合医疗制度的文件和记录作为数据集。“我一开始想得比较简单，以为直接找国家卫生部拿材料就行了，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整理过这方面的资料。”宋彦只好退而求其次，打电话到各个省级乃至县级的相关政府部门索要资料，但是当地官员却对他的意图和身份充满了怀疑——如何相信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
在拥有丰富大型数据库的美国，微观数据已经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研工作者只需提出申请即可调用。但在国内，如果没有私人关系或权威的身份，想要从政府部门等官方机构拿到数据几乎不可能，更何况在不少地区本身就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积累。
无奈之下，他打算自己动手收集，在谷歌上以“地区名+新农村合作医疗”为关键词进行逐一检索。个别省份有专门成立的新农合医疗网，集合了各个县城的历年资料，但大多数省份都需要一个县一个县地进行地毯式搜索。
8个省份，1800个县级市，十年内的政策数据。他亲力亲为整整半年，又请了两位本科生助理帮忙才最终完成。
“我是一个比较心急的人，数据要立刻拿到，有什么想法就立马去做。”这个漫长繁琐的收集过程已经超出宋彦的可接受范围。当时他想：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太麻烦了，微观数据太不完整，搜集起来又耽误时间；以后还是尽量做发达国家研究，任何话题都能找到相应的数据。
然而，这个嫌搜集发展中国家数据麻烦的年轻人在毕业前夕遇到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一个致力于建设中国大型微观数据库的研究中心。当时IESR正在组建一支能够提供国内高质量微观数据的社会调查团队，原本势单力薄的个体遇到了一个优秀的集体，让宋彦的想法发生了转变：“既然现在国内微观数据不完善，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变好？”
在了解到IESR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优秀同行和科研环境后，宋彦决定加入这支队伍。不厌其烦地从最基础做起，在缺乏微观数据积累的国内经济学领域开疆辟土。他第一个入手的工作就是回到博士阶段的中国新农合医疗保险项目，希望继续扩充已有的1800个数据点，将中国每个省份、每个县城的医疗保险数据都完整覆盖到。
下一步，他打算把这个政策数据库与IESR的微观数据库合并起来，这将为科研工作提供更完整多元的基础数据。基于此，他也想开展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医疗保险的设计对每个人购买医疗服务的决策有何影响。
思考的理想状态
“I’m paid to think.”
对宋彦来说，求学中最为艰难的阶段是博士刚开始时，新生活的不适应和对研究方向的迷茫让他对看似遥遥无期的毕业望而却步。
有一天中午，一位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宏观经济学教授带他到小吃集市吃饭。他们坐在餐馆的角落，望着年轻白领们在午餐时段鱼贯而入，排着长长的队伍买快餐，匆忙地吃完后离开。教授突然问他：“你想和这些人一样每天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吗？”
宋彦心里知道，他所向往的生活是不受太多束缚、潜心治学的状态，有自由的时间去自由地思考。如果坚持不了这五年，他很可能就会成为这些整天忙碌的白领中的一员。
博士第二年，生活向他打开了一扇新的门。当时宋彦修了一门劳动经济学，这位刚从耶鲁大学过来的授课教授和别人的上课要求很不一样。他每周都会给出一篇论文，让学生写三到四页的评价，指出论文的缺点和改进方法，迫使他们进行专业的学术思维训练。
更让学生们头疼的是，这门课程每周还要交出一篇选题报告，花十分钟交流自己最近想做的题目。如果可行，就立刻动手执行；如果被毙，下周就再换一个新的提案。
尽管一学期下来，宋彦没有一个选题过关，每一个都存在漏洞。但他觉得，“这才是做学术应该有的样子，”后来也决定选这位教授为导师，由此踏入了微观经济学的大门。
或许正是那段时间绞尽脑汁想选题的魔鬼训练，让宋彦修炼出了一个学者热爱思考的自我素养。现在的他已经染上了科研“职业病”，在平时看新闻、刷博客时也老在想，这个话题可以用来做什么研究？如果要做，可以用什么方法？
不过，这样一个思维理性审慎的经济学者，其实私底下是个热爱电影和小说的文艺青年。会因为《重庆森林》里王菲爱听California Dreaming而种下加州情结，会想在冬季的午后听人聊聊萧红的《生死场》。
对他来说最怀念的时光是本科大三那一年。那时候已经褪去了高中时代应试教育的痕迹，考试和分数都成过眼浮云，而生存的压力尚未压上肩头，一个年轻人有大把的时光，无忧无虑地看书，在自己的小宇宙里思考。
他会每天早晨七点自然醒来，到中大南校区图书馆，在文学分类H的书架前停下，抽出一本张爱玲的小说，泡上一整天。在前人的文字里看到世态万象，质问生活到底是什么。
“现在肯定没法像那时候无忧无虑了，毕竟还有科研压力，”宋彦笑了笑，但幸运的是能够到IESR过自己想要的学术生活，“没有太多约束，时间自由，可以思考感兴趣的问题。就像我一个老师的签名：I’m paid to think。”
（文/金嘉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