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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季刊》新任主编朱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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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台湾学者来说,几乎有着相似的一条人生“路线图”:先在台湾本地上大学,然后到美国留学并在当地工作,多年之后回到台湾。如今,在这条“路线图”上,许多台湾学者还加了一个目的地:大陆。

 

朱家祥也一样,在获得台湾东吴大学经济学学士、台湾大学经济学硕士后,他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拿到学位后就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呆了18年后,他又回到母校台湾大学任教。2006年6月,朱家祥又一次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离开台湾,西进大陆,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全职教授。

 

他为什么选择到大陆教书?有着丰富执教经验的他对两岸学生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对于他所专长的计量经济学及其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就这些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对大陆经济发展充满好奇心的朱家祥教授。

 

新环境让人很振奋

 

记者:您与许多台湾知名教授一样,当年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台湾,但之后又选择来大陆,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朱:这是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环境总给人很振奋的感觉。我在美国求学、工作总共18年后回到台湾,这中间有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你在一个环境呆得太久,容易腐化,所以我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我从来没有想过老死在美国,终究还是要回到台湾来,但在台湾那个环境过得太久了,也腐化了,所以有机会到大陆来,我就来了,一个新的环境让我喜欢。

 

记者:您不断地换环境,是为了开阔视野还是为了您的研究?

 

朱:这两者都有。大陆正处在崛起时期,能够身临其境当然不容错过,崛起现象在学术上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并不能很好解释大陆崛起的现象。

 

西方理论与大陆实践的矛盾现象值得探讨

 

记者:许多学者说,大陆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研究的范例,对于您来说,大陆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朱:从经济学来讲,大陆的主要思想来源地还是在西方,但是西方经济理论很大一部分不适合大陆,这就产生了学术理论或想法与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发生了,而且摆在我们面前。比如西方经济学通常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首先要做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如果金融市场不自由化,经济发展就跟不上,但是我们看到,大陆的金融市场还没有自由化,经济却发展得很好,现象和说法就产生了矛盾,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领域。所以来到大陆之后,对于大陆产生的很多现象,我怀着高度的好奇心。

 

记者:您到大陆这一年多来,与大陆学者同仁在观念或者研究方法上有区别吗?

 

朱:这倒没有。我所在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一色都是海归,受到的学术训练、思考方向基本相同,包括做学问的态度,看法都是相同的。海归的人很看重学术的公正性,我们这个中心对不负责任、抄袭、学术上的邪恶,是绝不允许的,这是我们做学问的基础,是绝不会改变的,虽然有时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看法,但不代表我们会有冲突。

 

记者:不同背景带来不同看法,这种互补性是不是让您对同一问题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朱:那当然,尤其是今天的学术专业性非常强,一个学宏观的,一个学微观的,一个学计量的,看同一个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会形成不同学科理念的互动,这对于了解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大陆学生像海绵,更好教

 

记者:您的课在北大很受学生欢迎,对于两岸的学生,您觉得有什么差异吗?

朱:两个地域的学生处在不同大环境之下,台湾学生的自主性比较强,他们有多元的目标,大陆学生潮流性比较强,目标比较有限,可将来大陆学生也会慢慢增强自主性。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多元目标的思考。所以是大环境影响了年轻人,并不是这些年轻人天生素质不一样。

 

记者:相对来说,哪边的学生好教些?

 

朱:(笑)当然大陆学生好教,他们就像一块海绵,碰到什么东西都要吸收,他们孜孜不倦地朝着有限的目标前进。比如说大陆的年轻人,在校大学生,第一个目标是要出国留学,第二要到外企工作,第三想要自己创业,不管选择哪一个,只能在那个上面非常地勤奋,才能达成目标。大陆学生的目标性很强,为了达成那个目标,他们尽可能地吸收所能达到的,所以我戏称他们像一块海绵,目的性非常非常强,比较好教。
每次都做正确决定是不可能的

 

记者:对于一般人来说,计量经济学是很陌生的学科,您为什么会选择它?

 

朱:我选择计量经济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当初我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学校里专业只有两个强项,一个是微观经济学,另一个就是计量经济学,我只能二选一,我认为计量经济学在未来整个经济学中是一个重要工具,所以就选择了它。

 

我觉得经济学比较像哲学,而计量经济学又比较像科学,我始终认为哲学里面一定要有科学的成份,反过来说,科学里面一定要有哲学的成份。经济学里一定要有科学的成份,否则它永远只是哲学,不能解释真正的实际现象。

 

记者:那您当初为什么说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成为一位计量经济学家是 “一系列错误的累积”?

 

朱:(笑)我戏言是一系列错误的累积,是有含义的,是要告诉年轻一代,当你在做一项决定时,你的资讯永远是不完全的,在这个当下,你永远不知道做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任何紧要的关头,每次都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谓一个决定的正确与否,要从后面来看,当你过了30年之后,再来看你做的选择,如果觉得还可以,即使你当初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也没有什么。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比较弱,其实选择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计量经济学在大陆大有用处

 

记者:您认为计量经济学在研究大陆经济中有多大作用呢?

 

朱:可以起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相比其它学科的发展,计量经济学在大陆发展缓慢。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陆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信的金融系统稳定性指标,这个指标在政府决策上会起到重要参考作用,可是这个指标怎么构建出来,我们需要哪些变量来构建一个合理的指标,这是计量经济学可以起到作用的地方。比如说经济景气的时候,稳定性指标也到了一个亟须注意的状态时,这个经济景气就可称为过热。一般人认为过热是负面的名词,其实稳定性指标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就不需要忧虑。计量经济学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上是有作用的。另外,风险管理也需要计量经济学的科学管理,如果有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专业人士来管理,风险投资才会到位。

 

记者:这也是您认为在大陆做研究的空间所在?

 

朱:对。西方经济学与大陆实践产生了很多矛盾,大陆宏观经济的改革曾经遭受了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质疑,起初质疑数据的真实性,计量经济学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后来他们质疑制度的局限性,因为他们认为大陆有计划经济也有市场经济,这种双轨制是不可共存的,所以认为大陆的经济制度有局限性;后来又质疑增长的持久性,他们认为这种高速度成长不可能持久,可他们说完之后,大陆的高度经济成长已经持续了10年;现在又来质疑大陆的创新不足以及对环境的牺牲等。我认为创新需要一个扩散的过程,创新不足是比较抽象的看法。当然,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环境事关未来子孙,于是有了绿色GDP的概念,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大陆经济成长还会持续20年

 

记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对大陆经济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思考?

 

朱:未来几年,奥运肯定会对大陆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当奥运过后,大陆经济发展是否会产生一个拐点?这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奥运因素能够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物价上涨,这不是个别的,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物价上涨的背后有油价上涨因素。如果大陆采取一些措施抑制物价上涨,肯定要不断提升利率,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然也会减缓经济成长,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来说还是来得高。

 

我认为,经济成长不仅限于经济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其中社会安定极端重要,中国政府在“十一五”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所以主题是和谐社会,这是经济成长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能逐步迈向和谐社会的目标,我相信大陆的经济成长还会持续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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